道德的困境

人是一種社會性的動物，也就是說人有情感，有交流的傾向，人一出生就是處在一個社會的集體當中。而處在一個集體當中我們必然要遵守某些規則，比如說法律，比如說道德。這些規則是為了我們能夠更好地相處，使得社會能夠更加的和諧。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野蠻與文明的區別就是：野蠻只懂得用暴#力解決事件，文明則用合作的方式消解矛盾。野蠻意味著暴#力、自私、冷酷，文明意味著合作、互助、友愛。人類的發展史就是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過程，就是從暴#力走向合作的過程。

道德的產生

歐洲早期的思想家霍布斯假設了人們進入社會前的一個“自然狀態”，在這個自然狀態下，人們是自私的，人們完全按照自己的本性來行動，為了維護自己的自然權利，解決利益糾紛的唯一手段就是訴諸暴#力，相互爭斗，相互仇視，人人自危，陷入極度的混亂之中。于是形成了“人對人是狼”的狀態。在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中，人們變得越來越冷酷，恐懼、不安全感伴隨其一生。

這種普遍的戰爭狀態必然影響人們的生活狀況，為了擺脫這種時時處以暴#力死亡的狀態，人們逐漸認識到要與他人合作，避免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于是人們開始訂立一種契約，也就是一種規則。在這種契約之下，人們交出自己行駛暴#力的權利，使得這種暴#力被控制在契約（規則）之下，誰違反了自愿訂立的契約，就要受到懲罰。于是，人們結束暴#力，開始合作，進入國家社會狀態。

人們開始進入集體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之中，為了解決一系列人們由于利益糾紛而產生的矛盾，建立起普遍的社會共識（道德標準），根據這種共識人們解決糾紛。而不遵守這種共識的人們，要遭到人們的懲罰，而懲罰的行駛者我們稱之為暴#力實施者，暴#力實施者由人們共同選擇出來代替人們行駛懲罰手段。由于違反這種共識的人越來越多，暴#力實施者獨立出來成立懲罰小組，暴#力機器由此產生，懲罰違反共識（道德）的標準固化為法律，于是，國家由此而誕生。

這就是“社會契約—人民主權—國家建立”的形成過程，也就是道德形成的原因。

中國人的道德情節

中國一直以文明古國自居，一直以“禮儀之邦”著稱于世，有著上下5000千年的優良文化傳統。“仁義禮智信”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部分，也是中華民族延綿數千年的優良美德，也把它作為道德標準遵從。

從幼兒園到大學，我們隨處可見到我們的美德警句，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多行不義必自斃，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從小我們就被教育要樂于助人，要尊老愛幼等等。

鴉片戰爭之后，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每個中國的精英分子都認為有必要學習西方。但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也比認為自己的傳統道德不會輸給這些西方的“蠻夷”，認為這些西方蠻夷只是在器物，在“雕蟲小技”上比我們強，但是在道德，在禮儀方面仍以“天朝上國”自居。

這也就是洋務派“中體西用”的根本思想，“體”就是儒家核心的倫理道德思想，“用”乃是西方的技術。只要中國的 “體”的根本原則不變，中國必然會實現復興。

新中國成立的前三十年，在一個人“站起來”，所有人都“跪下去”的癲瘋狂躁的狀態下，我們開始了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改造。

在這次改造中，“斗天斗地”成為對自然的褻瀆，“破四舊”成為消解文化的第一步，“批孔”標志著傳統道德中的核心體系開始瓦解，“文攻武斗”破壞了社會組織運作的基礎。

在改造文化狂躁下人們被改造了人性，在建立新文化的癲瘋中我們賴以運作的傳統道德體系開始崩潰，我們重新回到了霍布斯所描述的野蠻、愚昧、殘酷的“自然狀態”下。

新中國的后三十年，我們在“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常識性語錄下，開始走出野蠻的“自然狀態”。由于文化改造的后果，由于傳統道德的破壞，由于打開國門形形色色的價值觀的沖擊，我們變得無所適從，我們不知道如何生活。

有些人覺得中國人的道德每況愈下，有些人覺得必須吸收國外的文化，更多的人還是以中華文明5000千年古國自居，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俯視全球。但最終還是在“金錢即美德”的號召下，走上了功利主義的道路。

道德貧瘠的財富時代

權力自誕生之日就是不平等與壓迫的開始，在沒有權力制約的體制下，權力就是一切。而在權力主導一切的財富社會，腐敗是不可避免的，“權力的市場化”（何清漣）是必然趨勢。

廣東茂名市委書記羅蔭國貪污16億接受調查時稱：“要說我是貪官，說明官場都是貪官。” “憑什么專整我？真讓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場翻個底朝天。”“中國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腐敗分子反腐敗嗎？” “像我這樣級別的，誰不能供出來百十個人？這太平常了！”

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年度公報，貪污、賄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損失金額，2002年至2003年上升了9%，2003年至2004年上升了11.3%，2004年至2005年則猛增為34.3%。2005年與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達72%！

在一個權力主導一切的時代，道德沒有它的地位，道德是給與普通老百姓遵守的。不僅道德沒有地位，法律也沒有公正。在權利時代，法律就是權力，而在權力時代，權力就是法律。法律是打壓老百姓的工具而已。

即使是同一條人命，在法律上，城市人和農村人，富人和窮人的“命價”就不一樣，這種同命不同價的現象就是法律的權力化。法律是道德的底線，公正是法律的底線，在沒有公正作為基礎的社會，社會的道德是無法重建的。

在全世界都追求財富的狂潮中，中國逐漸變成資本的天堂。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我們釀造了金錢至上的功利主義道德觀。這種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價值觀腐蝕了道德精神的作用。

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門廣場一公交站臺等83路車。人來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鑒定后構成8級傷殘，醫藥費花了不少。老太指認撞人者是剛下車的小伙彭宇。老太告到法院索賠13萬多元。法院最后判決彭宇給付受害人損失的40%，共45876.6元。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時30分許，一出慘劇發生在佛山南海黃岐廣佛五金城：年僅兩歲的女童小悅悅走在巷子里，被一輛面包車兩次碾壓，幾分鐘后又被一小貨柜車碾過。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七分鐘內在女童身邊經過的十八個路人，竟然對此不聞不問。

最后，一位撿垃圾的阿姨陳賢妹把小悅悅抱到路邊并找到她的媽媽。小悅悅在廣州軍區陸軍總醫院重癥監護室，腦干反射消失，已接近腦死亡。2011年10月21日，小悅悅經醫院全力搶救無效，在零時32分離世。

南京彭宇案開啟了老人摔倒不敢扶的惡劣先例，法律成為不公正的擋箭牌，使得社會的行善心理遭到法律的打擊。小悅悅事件表明則進一步表明社會道德已不起作用，害怕成為法律不公正的受害者，社會賴以運作的基礎開始瓦解。

盧梭在《論人類的不平等起源》中表明，人類的進步史就是人類的墮落史，而私有制就是人類開始墮落的開始。

盧梭所要說明的是私有制的建立，富人和窮人的差別就出現了，帶來罪惡的不平等、壓迫和剝削，人們的精神道德在人們追求財富的的過程中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從此人們開始變得自私、虛榮、貪婪，道德精神急劇淪落。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了“看不見的手”，認為人們在市場的機制下，基于人們的自利心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中不會導致社會的混亂與社會效益的減少，反而會不自覺的達到社會總效益的增加。

亞當斯密還認為個人追求財富不一定會破壞社會的精神道德，反而還有利于社會道德完善，斯密說，“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師或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身利益的需要。”在為自己追求最大化利益的情況下，人們會重視產品的質量，人們會變得更加誠信，社會道德會變得蒸蒸日上。

作為人類歷史上著名的兩大思想家，為什么會有如此截然相反地思想差異呢？

而顯然不幸的是中國社會的狀況卻是應了盧梭的“精神道德淪落”的道路。而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的社會仍然處于生存道德的層面。盧梭講述的生存道德時代的境況，而亞當斯密所講的是在解決生存道德之后的社會形態。他們所講的社會基礎不同導致思想的差異。

人與資源的矛盾——生存道德形成的條件之一

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的理論基礎建立在中國是一個大河文明，黃河作為中國的母親河養育著華夏的一方水土，而黃河的不定期的泛濫又時刻威脅著生存在這一方水土上的人民。

為防止黃河的泛濫就要采取“治水工程”（魏特夫），這種治水的文化傳統就必然要有一個權力集中的政府管制，魏特夫從“治水工程”解釋中央集權幾千年屹立不倒的合理性。

任不寐的《災變論》中說中國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繁的國家，由于這種自然災害而形成的“災民理性”人格使得人們只能在生存上不斷的掙扎，由此形成了生存道德。

他在文中說道，“在精神文化層面上，災民理性（集中表現為儒家文化）是中國人直接災變經驗和間接災變經驗的史學整理。由于生存恐懼的現實性和不穩定的連續性，中國災民理性沒有能夠上升到本質世界，它被災變鎖定在了此岸世界，“不得不”喪失了終極關懷。”

在何清漣《人口—中國的懸劍》一書中重新解讀了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認為人口仍然是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雖然忽視了技術在人類歷史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這種技術的突飛猛進，并不具有必然性。在未來的發展下，技術的進步是否還能夠為人類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也是喜憂參半的。

無論是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任不寐的《災變論》還是何清漣的《人口—中國的懸劍》都建立在人類與資源的矛盾上。

早期重商主義的觀點是：一國財富的增加必然是以他國財富的減少為代價的。在人類與資源的問題上，在資源恒定的情況下，一個人對自然資源的擁有就必然與他人資源的減少為代價，人與資源的緊張就轉化成了人與人的緊張，人們開始爭奪生存資源，而為爭奪人類的生存資源只能訴諸于強力。而在此形成的道德只能是生存道德。

中國是一個多災之國，這是中國地理的一個基本特征。自西周至清末約3000年間，共發生大災荒5168次，平均每年發生1.723次。（6）根據聯合國的統計資料，本世紀以來全球發生的54起特大自然災害中，中國就有8起，占15%；因災死亡人數約占同期全球自然災害死亡人數的44%。

中國社會是一個災難氣氛籠罩下的災民社會，這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征。近40年來，中國平均每年都因自然災害造成數萬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500—700億元人民幣，近年已達到1000億元以上，并繼續呈不斷擴大的趨勢。1950年到1992年43年的時間里，中國災害損失占同期國民生產總值5.09%，美國1991年的同類數字是0.27%，日本是0.5%。

儒家傳統道德下的“血酬定律”——生存道德形成的條件之二

中國長期處于農業時代，儒家倫理道德思想是建立在“男耕女織”式的傳統農業文明之上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義禮智信”，那么，儒家的道德思想是不是存在于農耕文明中呢？

答案是不必然的，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更多起的是“階層固化”的作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才是其中心思想。

儒家的“仁義禮智信”的道德原則更多的是一種象征作用，它就像如今的中國的《憲法》一樣只是起一個擺設的作用。

這就是吳思先生所提出的“潛規則”，我們一直處在這樣的一個社會里，我們有“憲法”，但是我們沒有憲政，我們有法律但是沒有法治，我們有司法但是沒有程序，我們有儒家倫理道德，但是沒有倫理道德感。我們有明規則，但是我們采用的是“潛規則”。

吳思先生的另一本書《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游戲》撕下了儒家道德下真正隱藏起來的“潛規則”。潛規則中的元規則就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血酬定律。

所謂血酬定律就是：血酬是對暴#力的酬報，就好比工資是對勞動的酬報、利息是對資本的酬報、地租是對土地的酬報。

不過，暴#力不直接參與價值創造，血酬的價值，決定于拼爭目標的價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對象是人，譬如綁票，其價值則取決于當事人避禍免害的意愿和財力。這就是血酬定律。血酬定律揭露了中國社會上真實的歷史。

在農業時代，由于技術的缺乏物質資源匱乏，在自然災害和人禍的雙重打壓下，人們一直掙扎在死亡的邊緣上，人與資源的矛盾轉化成人與人之間的矛盾。

人們為了生存下去，中國人遵循的恰恰是儒家倫理道德之下的元規則——血酬定律，由這種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的邏輯推演出中國一直是處在生存道德的境界。無論是大一統的王朝還是分裂暴亂時期，都是由暴#力最強者的戰斗團體主宰者社會規則的運作。

所謂的“黃炎培周期律”也可以說成是“儒家思想興衰律”。中國的歷史一直由“血酬定律”主導著。當戰斗小團體不斷地擴大成戰斗大團體時，就威脅到了當朝者的天下，如果當朝者無能剿滅這些戰斗大團體，王朝更替就出現了。

而每個新王朝的建立者也必然是要以儒家思想為國教，“獨尊儒術”為的是下層的百姓看的，也是為穩固朝政準備的。

本質上，儒家的“仁愛”思想更多的是一種無奈之舉，在資源匱乏的情況下，中國的上層社會不得不更加的關注“下層人民”的生活，以示當政者的體恤民情。或者說它更多地是一種象征意義，給予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安慰。

“民以食為天”，最能夠體現中國人是處在生存道德的就是中國的“吃”文化，它早就融在了我們的風俗言語中。如，謀生叫糊口，工作叫飯碗；受雇叫混飯；靠積蓄過日子叫吃老本；混得好的叫吃得開；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女人漂亮叫秀色可餐；受人歡迎叫吃香；受偏愛照顧叫吃小灶；不顧他人叫吃獨食；沒人理會叫吃閉門羹；有苦難言叫吃啞巴虧；嫉妒叫吃醋；理解不透叫囫圇吞棗；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廣泛流傳叫膾炙人口；收入太少叫吃不飽；負擔太重叫吃不消；猶豫不決叫吃不準；干不成叫干什么吃的；負不起責任叫吃不了兜著走。

即使是在如今物質豐裕的時代，我們在“吃”的上面仍然是對生存道德的一種反彈。中國人有喜事請客吃飯，做生意請客吃飯，過生日請客吃飯，心情不好也大吃特吃。

即使是中國的傳統節日如今也只剩下吃的文化了，春節過年，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飯，過元宵吃探員，過重陽吃種子，過中秋吃月餅。

中國人幾乎什么都吃，幾乎什么都敢吃，廣東一帶，吃螞蟻，吃猴腦，吃老鼠，吃貓肉，甚至連未出生的胎盤都吃，這種變態的吃文化就是任不寐所謂的“災民理性”在生存資源極度匱乏下災變行為，也就是為什么中國人形成生存道德根本原因。

工業化的陌生人時代——社交道德和幸福道德

如果說生存道德集中表現在物質資料匱乏，熟人社會的農業時代。那么，在工業革命席卷全球之后，物質的生產極大化之后，社會也由熟人社會轉入陌生人社會，在此基礎上，我們要建立的就是社交道德。

社交，顧名思義就是指社會上人與人的交際往來，是人們運用一定的工具傳遞信息、交流思想，以達到某種目的的社會活動。

在農業時代，其主要的經濟模式是“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家庭。在這樣的模式下，社會間的人與人的交流并不是很密切，甚至會出現老子所說的“老死之間不相往來”的狀況。

而在生產資料私有化，生產方式由小農經濟轉向工業化大生產模式后，人們的物質生活開始改善，人口與資源的緊張關系不再突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不再為生存資料的匱乏而出現緊張的狀況得到緩解。

人們更加注重自身的享受、更加注重自己的內心。經濟和社會環境的變化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顯得更加重要。因為我們只有不斷地與各類人員進行交往和信息溝通，才能不斷地豐富自己、發展自己。

而要從生存道德向更高一級的社交道德轉變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社會的法治化——依法治國。

在生存道德挾持的社會中，社會的運作原則是“血酬定律”，這是一種以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的規則、是一個恃強凜弱、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在這樣的法則下，社會的公正是不存在的，它不存在合作的文明。而一個沒有社會公正作為基石的社會是不可能建立社交道德的。因為，社交道德的核心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必然以合作的方式才能持續存在，而不是以“暴#力最強者說了算”的叢林法則。

而一個以合作為基礎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法治化的社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種法律不是王朝律法，不是皇家律法，而是基于自然的正義法，法治的核心是公正，在一個法治化的社會里才會產生高于生存道德的社交道德。

社交道德的行為體現在公共場所上，比如說，在公共場合你會被告知不能隨地吐痰，不能大聲喧嘩，或者說不能抽煙等等。這些行為準則的存在是為了更好的為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而設置的。

但是，你如果違反了以上的的公共準則也不會被抓進監獄，它只會影響你于他人之間的交流。另一個體現社交道德的，就是市場經濟中貿易的雙方。市場經濟的發展交易的完成有賴于各自雙方的誠信，契約或者說合同的的完善就是為了更好的促進人與人之間的貿易，使得社會能有一個和諧的關系。

而在社交道德上更高一層次的就是幸福道德。而幸福道德往往與別人無關，它是個人在人生意義和生活方式所做出的道德選擇。

幸福這個詞是無法定義的，你認為幸福的東西在別人眼里可能一文不值，而別人覺得幸福的定義你又會覺得他很不可思議。這就像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都有自己對幸福的獨特理解，也有權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幸福觀生活。

幸福道德也就是要說明這一點，在人們的關于人生幸福觀的價值的判斷上他人無權干涉。

幸福道德的核心在與自己的道德選擇不受他人干涉。比如說，每個人都有戀愛的自由，所戀愛的對象只遵從自己的意愿；每個人都可以加入自己興趣的公益組織而不受限制；都可以選擇自己的理想的居住地而不被歧視；都可以選擇喜歡唱什么歌曲而不一定要去唱紅歌；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選擇何種方式生活等等。

在這些純個人純精神的方面沒人可以干涉你的選擇自由，國家也無權干涉你在個人價值和人生價值上的道德的選擇自由。

重建道德的困境

2002年，中央電視臺開始傾力打造的一個精神品牌欄目——《感動中國》。至今已經連續舉辦多年，它以評選出當年度具有震撼人心、令人感動的人物為主打內容，試圖在道德滑波的當下重建道德體系。

總書記胡錦濤于2006年發表了“關于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講話，提出“八榮八恥”，其目的在于引導中國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

近幾年國家大力建構和諧社會，打造新農村，加強思想道德經建設和精神文明創建工作，大力開展全國勞動模范的評選活動，重新學習雷鋒精神，北京精神，奧運精神，唱紅活動等等各種形式的試圖重建道德的活動。

然而一面是紅紅火火的道德活動，一面是道德的不斷滑坡，這其中根本的原因是我們仍然未擺脫生存道德而轉向更高一級的社交道德和幸福道德或者說沒有完全的轉向社交道德和幸福道德。

我們國家所做的一系列道德重建的措施都是建立在社交道德和幸福道德的基礎上的，無論是《感動中國》中出現的高度利他主義精神還是大為提倡的勞模精神和雷鋒精神等等都是在提倡幸福道德觀。

而這些幸福道德觀更大程度上來說都是基于自己的自愿選擇，它是個人對自己生活方式和人生價值的道德選擇。

國家在幸福道德觀的引導就是要營造一種趨勢告訴人民什么樣的生活才是有意義的生活，什么樣的人生才是有意義的人生，這就不利于人民價值判斷的自由選擇性，國家在個人幸福和人生價值判斷上應該保持中立性。

國家所要解決的是生存道德的兩個基本條件。一個是人與資源的關系，一個是解決社會公正的問題。

而在工業化生產方式的模式下，我們在物質上已不在面臨困難，人與人之間不再因為資源的匱乏而出現緊張的關系，人們已走出了物質貧乏的年代。

但是，我們所處的社會仍然是吳思所說的潛規則下的元規則所主導，這種規則雖然不再是血酬定律，而是一種權力或金錢為主導的物物通吃的規則，它雖然隱去了暴力的血腥但是仍然沒有去除社會的不公正的基礎。而這一點最突出的體現就是在法律的不公正性上。

要實現一個國家的公正，就要衡量一個國家的四個平等的程度，這四個平等分別是起點平等、機會平等、過程平等（程序平等）和結果平等（經濟平等）。

在這四個平等中起點平等和結果平等是不可能實現的，有人自然和天生的原因，比如你的出生等等不可人為逆轉的因素使得起點上的平等不可能實現；

而在一個市場經濟的邏輯之下，結果的平等（經濟平等）也是不可能實現的，我們在這兩個方面的不平的只能是認為的彌補，比如說可以給低收入家庭免收學費，給殘障人士提供更多的機會，給予弱勢群體已福利政策等等。

國家真正要加強建設的是機會和過程上面的平等能夠最大化的實現。

每個人的出生可能不同，但每個人都有發展自己的平等權利，比如說高考制度不以你是男是女，不管你是富或窮，也不管你是官二代或窮二代你都有平等的權利參加。

在過程平等上面，要保證每個人在發展自己的過程中，在競爭的過程中不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憑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實現自己的目標。只有最大程度的保證機會平等和過程平等才可以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

只有在起點平等和結果平等上設置一個不平等的底線，而在機會平等和過程平等上面實現最高程度的平等，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生存道德才會被破除，才會真正的進入到社交道德和幸福道德的良性社會循環當中。

國家要要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生存權利，也要打擊違反機會和過程平等的行為，才能建立公正的社會，破除生存道德的圍欄，才能夠談重建道德，否則談論道德建設只能是虛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