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放棄“幻想”，雇包機從臺灣運回1.2億顆芯片。川普的禁令正式生效，臺積電無法繼續為華為生產芯片，一對緊密的合作伙伴，被生生拆散。任正非起于微時，一路跌跌撞撞養成華為，卻在暮年還要遭遇致命一擊，相比臺積電的創始人張忠謀，他的命實在太差了。
2018年3月，臺積電創始人張忠謀拜訪深圳華為總部，平日里穿著隨意的任正非，特意換上了西裝。張忠謀當時還有3個月就要徹底退休，他拜會的目的是希望任正非日后多多關照臺積電。那一年，華為給臺積電貢獻了8%的營收，是臺積電的第二大客戶，第一是蘋果。兩位巨頭怕是沒有料到，美國對華為的制裁突然而至且層層加碼，搞得華為沒法“關照”臺積電，只能與與臺積電“執手相看淚眼”。如今臺積電正式斷供華為，麒麟就此“絕產”，任正非多么想念張忠謀。1987年，商人特朗普去了白宮一趟，當時他還無意競選總統，但“不能讓美國吃虧”的政治理念已經深深印在特朗普的腦子里。這一年，任正非創辦華為，張忠謀成立臺積電，以后兩人成為彼此十分重要的生意伙伴。任正非是個怎樣的人，張忠謀從未與外人說，倒是任正非很羨慕張忠謀。張忠謀拜訪華為后不久，任正非在一次采訪中說，人家多優秀啊，留過學、素質高、創業資源又好，不像華為，兩萬多塊錢的啟動資金是湊來的，啥技術也沒有，只能從二道販子干起。任正非說的都是大實話，他的命跟張忠謀真的沒法兒比。1944年10月，任正非出生于貴州的貧困山區，父母都是鄉村老師，掙不著什么錢。任正非出生時，張忠謀已經13歲，隨父母從香港轉到重慶，在名校南開中學讀書。他的父親張尉觀是第一代接受西洋教育的名門之后，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當過浙江寧波鄞縣財政局長，也在南京、廣州、香港做過銀行經理。任正非是家中長子，底下6個弟弟、妹妹，他的童年充滿了饑餓的記憶。張忠謀是家中獨子，感受的是來自一個中產家庭的溫暖。待任正非考上重慶建筑工程學院（現重慶大學），張忠謀通過叔叔的安排，早已體驗了哈佛大學的精彩，拿到了麻省理工的碩士學位，在半導體行業浸淫了8年，在德州儀器的工作卓有成效，而且頗受老板賞識。張忠謀還擁有豪華的朋友圈，包括因特爾的創始人摩爾和諾伊斯，摩爾正是“摩爾定律”的提出者，諾伊斯被譽為“硅谷之父”。張忠謀的同事杰克·基爾比，是集成電路的發明人。跟精英中的精英交朋友、共事，張忠謀恐怕想平庸都難。任正非大學畢業后，選擇進入部隊的大熔爐接受鍛煉。此時的張忠謀已經升任德州儀器資深副總裁，兼任集成電路部分總經理，日后成為公司僅次于董事長和總裁的“三把手”，這可是華人在美國大公司能混到的最高段位。1978年，在部隊表現突出的任正非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中國開始改變。這一年德州儀器調整戰略謀求轉型，張忠謀被迫離開心愛的半導體部門，去消費電子部門做總經理，這讓他感到非常郁悶。5年后，張忠謀辭職，任正非轉業到深圳。經歷通用公司短暫任職，張忠謀兜兜轉轉回到中國臺灣，出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準備伺機而動，這時候他腦子里醞釀有一個顛覆世界半導體行業的點子。任正非剛在深圳南海油田集團謀了一份養家糊口的差事，結果缺乏商場斗爭經驗的任正非，被人騙了200萬貨款，丟了工作。任正非一時走投無門，只好自己單干，沒啥大理想，就是謀生計。1987年，華為誕生了，張忠謀創立臺積電，決心干一番大事業。兩個男人同時開啟人生的新篇章。
說起來都是創業，任正非是走投無路的被迫創業，而張忠謀則是真正創業的樣子。張忠謀得到中國臺灣當局以及國際資本的支持，成立“臺灣積體電路制造公司”，簡稱“臺積電”，一出手就是2.2億美元。“積體電路”是中國臺灣的叫法，大陸稱“集成電路”。任正非手上只有轉業費3000塊，東拼西湊總算湊了2.1萬元才夠注冊一家公司。2.2億美元，2.1萬人民幣，這可是幾萬倍的差距啊。華為初創時，要啥啥沒有，任正非只能帶著幾個同事四處“打游擊”，啥能來錢就賣啥，甚至賣過減肥藥、火災報警器，可以說想錢想瘋了。直到華為成為香港一家生產交換機的公司的代理商，任正非才算挨著一點通信行業的皮毛。多年以后，世界通信行業的一位大拿問任正非，你一窮二白，怎么敢進入門檻這么高的通信業。任正非坦承，都怪自己啥也不懂，一頭扎進去之后才知道太難了。所以，任正非天天擔心華為是不是要倒了，因此“活下去”一度是華為的最高綱領。張忠謀則開創了前無古人的晶圓代工模式，他認為這是半導體產業商業模式的創新。當時，半導體技術檻高，公司之間害怕競爭對手竊取技術，所以從芯片設計、制造、封裝和驗證都是在公司內部進行，其弊端就是基礎設施重復建設，導致芯片成本居高不下。多數芯片公司無法承受芯片設計制造一體化的體量，張忠謀瞄準這個機會，專攻芯片制造。那時，西方發達國家當時正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一些技術含量相對不高的產業，中國臺灣因此獲得了大量資金和一些技術支持，由此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這樣的背景下，臺積電建廠投產后，正好趕上因特爾業務轉型，因此拿到因特爾芯片制造業務的訂單，最重要的是，因特爾手把手地解決了臺積電幾百項技術難題，讓臺積電慢慢站穩腳跟。最初沒人看的懂臺積電，業內人士都覺得張忠謀的代工模式走不遠。30年后，張忠謀一跺腳，世界半導體行業就得跟著抖一抖。2017年，張忠謀在接受采訪時無不驕傲地說，未來半導體產業不太可能再有商業模式的創新。“實際上半導體產業從1952年開始到現在（2017年），唯一重要的、有破壞性的商業模式創新就是晶圓代工模式。”當然，華為也不弱，好歹現在也是世界通信行業的數一數二的超級公司，盡管有美國的制裁，華為智能手機銷量在2020年已經成為世界第一了。本來華為與臺積電生意做得越來越大，華為2019年為臺積電貢獻了360多億的營收，同比近80%的增速遠超蘋果，以后興許能超越蘋果成為臺積電第一大客戶，現在一切都被特朗普攪黃了。
盡管起步晚、條件差，任正非仍然實現了中老年逆襲，華為的崛起在中國乃至世界商業史絕對值得書寫一筆。到底任正非命比張忠謀還是差一點，本該享受輝煌人生安度晚年，華為卻橫遭不測，一把年紀的任正非心又揪起來。他不得不再次出山，力挽狂瀾，盡管已經計劃隱退。跟張忠謀見面后不久，任正非很快就卸任了華為副董事長一職，由孟晚舟接任；當了19年董事長的孫亞芳一同卸任，華為自此開始實行輪值董事長制度，臺積電則是“雙首長制”。從職務上看，任正非算是已經退休了，稱自己現在只是華為的“傀儡”而已，具體業務上也幫不上什么大忙。實際上任正非扮演著華為的“定海神針”，是華為近20萬員工的精神支柱。孟晚舟出事兒后，華為上下人心惶惶，一向不事張揚的任正非被迫頻頻受訪，絕對是2019年最高調的企業家。任正非一來是為了消除西方媒體的刻板印象，二來是給客戶傳達信心，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穩住軍心，做好這三件事，整個華為公關部也抵不上任正非一個人作用大。華為的危機不解除，這根“定海神針”就不能倒。任正非受訪時透露的那種云淡風輕，更多的意味是“戰略上藐視敵人”，但在具體戰術上，華為要做的工作還很多，被“藐視”的特朗普怕是不會輕易放過華為。張忠謀則悠然自得的多，自2018年6月告別臺積電后，徹底回歸家庭，沒事兒旅旅游、陪老婆搞搞公益、寫寫自傳。失去華為這個大客戶，張忠謀就一點也不慌？張忠謀真的不慌，甚至可以說“穩坐釣魚臺”。2019年11月，張忠謀曾對外界表示，當世界不安靜，臺積電將成“地緣策略家”的必爭之地。臺積電會成必爭之地，是因為它重要到可以左右全球產業格局。在2020年6月份臺積電股東大會上，有投資人提問，斷供華為是否會沖擊臺積電？臺積電董事長劉德音稱“希望這件事不要發生”，但重點是后面一句，“如果真的沒有海思訂單，其他客戶都搶著補上空缺的產能。”劉德音沒說大話，在高端芯片制造領域，臺積電處于絕對的“賣方”地位，排著隊給臺積電“送錢”的一個接一個。假如禁令解除，華為想要重新排上臺積電的訂單，不知道到啥時候了。余承東只好無奈地說，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華為只參與了芯片設計，并沒有參與到芯片的制造、封裝領域，“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慘痛的教訓，在任正非76年的創業經歷里有無數個，每一次都靠著自己的努力熬了過來，只是這一次，無關競爭、無關商業，就直接被特朗普政府判了死刑。張忠謀則靠著在芯片行業無可替代的地位，繼續高枕無憂。沒了臺積電，華為卻沒有新芯片能夠頂上，任正非又要羨慕張忠謀了。只是，命好是羨慕不來的，只能自己拼命掙，掙到一個企業掌握核心技術，不再因為另一個國家的禁令而亂了陣腳，那才是真正的命好。單店月入30萬，10平米小店如何連鎖得又快又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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