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豬肉生產、消費量第一大國，豬肉消費約占世界豬肉消費量的一半。中國的豬肉價格老在高低波動，近年還尤為劇烈。2019年豬價漲得大家直呼要吃不起肉了，調侃二師兄的肉比唐僧肉還值錢，2021年消費者有“豬肉自由”了，卻又“豬賤傷農”，養豬戶賠錢慘了。在“大數據”發達、調控手段充足的今天，為何“豬周期”仍然存在?

近十年來，豬肉在CPI中的權重（豬肉消費占整個消費支出比重，豬肉價格高時豬肉消費占消費支出比重就高，拉高權重）平均為3%，最高的2020年達到4.62%，2021年降到只有2.1%，其實占比也不算高，但作為中國人最主要的肉食品，豬肉價格走勢一直深受關注。

2021年5月，中國CPI同比上漲1.3%，其中食品價格同比上漲0.3%，漲幅較低，豬肉價格下降23.8%，對拉低CPI起到一定作用。 

一、中國“豬周期”

1.豬肉價格和存欄量

過去，正常的“豬周期”大約為期3-4年左右，通常以豬肉價格和玉米等飼料的價格聯動機制（“豬糧比價”指標）為主導，飼料價格上漲導致養豬成本增加，豬肉供應就會相應減少。豬肉供應減少導致價格上升，會激勵更多的養殖戶投入生產，進而供應增加、平抑豬肉價格。但2019年以來這輪豬肉價格波動原因與歷史不同，漲跌幅都創歷史新高。 

數據來源：農業部，WIND   

從全國豬肉平均價來看，上一輪周期底部在2014年4月（19.25元/公斤），頂部在2016年6月（31.56元/公斤），比2014年4月的低點上漲64%。

這一輪周期底部在2018年5月（19.29元/公斤），2020年2月創下59.64元/公斤的高點，比2018年5月的低點上漲209%。2021年6月9日跌至27.77元/公斤，比高點下降53%，跌回2019年的水平。

牛肉價格則沒有豬肉價格這么大的波動，一直處于上升態勢。 

數據來源：WIND   

豬糧比價決定了養殖利潤。發改委稱“根據近年生產成本數據測算，對應生豬生產盈虧平衡點的豬糧比價約為 7∶1”，2019年11月初，豬糧比價達到21.4，自繁自養生豬每頭養殖利潤也達到創紀錄的3080元，今年6月18日豬糧比價低至4.94，自繁自養生豬每頭養殖利潤已降為負值，-350元。

豬肉價格變化和供應能力（生存存欄量、出欄量）密切相關。

中國生豬存欄量經歷了2019年前的持續下降和此后快速上升。2009年—2014年，生豬存欄量都在4億頭以上，最高點是2011年11月的4.76億頭，2014年后一路波動走低，2019年10月為1.91億頭，同比下降41%，比2011年的最高點下降60%。其中的能繁母豬存欄量，也從最高點2012年底的5068萬頭，下降到2019年9月的1913萬頭，下降了62%。

從2019年10月開始，生豬存欄量迅速上升，2020年末，生豬存欄量是2015年2月以來首次突破4億頭，2021年3月，生豬存欄量已達到4.16億頭，比2019年10月的低點上升了118%。能繁母豬存欄量2021年3月也達到4318萬頭，比2019年9月的低點上升了116%。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WIND   

2.相關政策

2018-2019年生豬存欄量的明顯下降，一方面是2018年8月后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另一方面是受相關養殖政策影響。

2015年國務院《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要求“推進農業農村污染防治。防治畜禽養殖污染。科學劃定畜禽養殖禁養區，2017年底前，依法關閉或搬遷禁養區內的畜禽養殖場（小區）和養殖專業戶，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提前一年完成。”根據生態環境部，截至2017年9月，全國累計劃定畜禽養殖禁養區4.9萬個，面積63.6萬平方公里；截至2018年7月，全國已依法關閉或搬遷禁養區內的畜禽養殖場（小區）和養殖專業戶26.1萬多個。

獸爺的“養豬大王的四十年”，講述了一個企業家從2004年開始共投資1.3億元，建成有8萬頭豬的蘇北最大養豬場，2016年豬場被劃為禁養區關停。也就是說，不僅是達不到環保標準的、散養，而且包括達到各項環保標準的、規模化養殖，只要在禁養區，也一律被關停。

針對2019年豬價大幅上升的嚴峻形勢，2019年8月2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重點研究解決，提出綜合施策恢復生豬生產。會議明確，地方要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規的生豬禁養、限養規定。對依法劃定的禁養區內關停搬遷的養殖場（戶），要安排用地支持異地重建。發展規模養殖，支持農戶養豬。取消生豬生產附屬設施用地15畝上限。所以2019年10月開始，生豬存欄量迅速上升，會議效果可說是立竿見影，效果顯著。

針對“豬賤傷農”的形勢，2021年6月9日，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農業農村部、商務部、市場監管總局聯合發布《完善政府豬肉儲備調節機制做好豬肉市場保供穩價工作預案》，一方面，建立生豬行業和豬肉市場信息統一發布平臺，有關部門定期發布豬糧比價和能繁母豬、仔豬、生豬、白條肉、豬肉等量價信息，及時發布涉豬政策和疫情信息等，實現信息共享，引導市場主體自主調節生產經營決策，主動適應市場形勢變化。選取豬糧比價、能繁母豬存欄量變化率、36個大中城市精瘦肉平均零售價格作為預警指標，區分過度下跌和過度上漲兩種情形，合理確定預警指標臨界值，并設立三級預警區間。另一方面，通過政府豬肉儲備調節豬肉價格，價格過高時，將投放儲備以保障居民消費需要，推動價格向合理區間回落，避免生豬產能過度擴張；價格過低時，將啟動收儲以托住市場，避免生豬產能過度淘汰。

二、美國的“牛周期”

中國有“豬周期”，美國也有“牛周期”。

“豬周期”（pork cycle/ hog cycle）和牛周期（cattle cycle）都是描繪家畜市場供給和價格的周期性波動現象。在美國，這種現象在1925年由Mordecai Ezekiel根據對豬肉價格的觀察提出；在歐洲，1927年由德國學者Arthur Hanau提出。對此現象的經濟學解釋是尼古拉斯·卡爾多提出的蛛網模型。

Tim Petry的文章分析了美國的“牛周期”[注1]。“牛周期”包括牛存欄量周期、牛肉生產周期（滯后于牛存欄量周期約1年）和牛肉價格周期，很多年里比較穩定，大約10年一個周期。一般牛存欄量在6-8年里持續上升（accumulation phases），3-4年里下降（liquidation phases）。由于養殖周期較長，牛是家畜里周期最長的。通常第一年秋天留下育種的小母牛到第二年夏天懷上小牛，第三年春天生下小牛，第四年小牛才能進入牛肉市場。這個自然養殖周期不會有太大變化。但最近15年，由于一些外部事件，“牛周期”變得不太穩定。牛肉價格受極端天氣、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和政治事件、貿易政策情況影響加大。Kevin Good指出，主要由于干旱等原因，1996-2013年的18年里有16年美國牛存欄量都在下降[注2]。

從供給方面，2000-2008年，嚴重的旱災影響美國的主要牛肉產區，包括北達科他州。2010年南部平原又遭旱災，到2012年，大部分美國地區都在經歷旱災，導致更高的谷物價格、非常惡劣的牧場情況，使得盡管牛肉價格創歷史新高，牛存欄量一直在下降。從需求方面，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帶來的衰退，曾影響牛肉需求。

疫病則對供需都帶來沖擊。對養牛業影響最大的是2003年12月出現、后來時有傳播的瘋牛病。

類似的家畜家禽疫病包括：歷史更長的禽流感，2009年的H1N1病毒（開始被誤命名為豬流感，為避免“豬流感”一詞對人們的誤導，2009年4月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宣布，一致同意使用H1N1型流感指代當時疫情，不再使用“豬流感”一詞），2014年的“豬流行性腹瀉病毒” (PEDv) 等。

美國政府的一些政策也意外影響了養牛業。如2005年的能源政策法案，包括可再生能源標準，使得大量谷物被用于生產乙醇，谷物價格上漲和波動加劇。

美國牛存欄數在20世紀70年代初達到最高峰，此后總體上波動下行。1975年初美國牛存欄數達1.32億頭（當年美國人均牛肉消費量也達歷史高點88磅，2016年降為54磅）。2014年初達到近年最低點8853萬頭，此后有所回升，2019年初美國牛存欄數9476萬頭，比上年同期上升0.5%，為近十年來高點。2020、2021年初下降為9380、9360萬頭。

美國牛存欄數

同樣，美國牛肉價格變化也和供應能力密切相關。2014年初是牛存欄量近年低點，2014年末牛肉價格升至歷史高點。除了牛的數量減少，更多的母牛要被留作育種的原因之外，還有豬肉、雞肉產量低于預期，牛肉出口需求強勁等原因。

2015年后牛肉價格有所回落。主要是因為牛肉產量持續上升。豬肉、雞肉和總肉產量2015、2016年創新高。濕度回升，牧場的情況2015年也處于20年來最好狀況，使得養殖成本也在下降。2020年9月牛肉價格達到近年低點，之后又略有上升。

數據來源：WIND

在過去幾年的牛肉價格上升周期，生產者對牛肉價格的風險管理工具不太需要，但在牛肉價格下降和波動期間，就會更加需要。

三、中國“豬周期”和美國“牛周期”的異同

養殖業由于受動物繁殖周期的影響，產能升降需要一個較長周期，所以價格的周期性波動難以避免。總體上看，美國“牛周期”長于中國的“豬周期”，價格波動幅度則小于中國。美國2014年末牛肉價格高點比2009年3月低點上漲了104%；2020年9月是近年低點，比2014年末下降39%。而中國2020年2月的高點，比2018年5月的低點上漲209%；2021年6月9日比高點下降53%。

中國“豬周期”的成因，過去一個重要原因是養豬散養戶占比高，缺乏準確的市場信息和預測能力，只能隨生豬價格的漲跌，或盲目擴張生產，或恐慌性退出生產。美國雖然也存在著“牛周期”，但是由于規模化生產以及較為成熟的管理體系，價格變化比中國“豬周期”相對平緩。

不過近年中國養豬的規模化程度逐步提高。2007~2016年年出欄500頭以上規模化養殖場的生豬出欄量占比從22%增加到55%，2007~2016年散養戶的數量從8220萬戶減少到3970萬戶，而規模化養殖場的數量從125萬戶增加到272萬戶[注3]。根據中國畜牧業協會的統計，（2017年）出欄生豬中59%來自年出欄量在500頭以下的養殖散戶，31%來自于年出欄量在500-10000頭的中小型養殖企業，約10%來自于年出欄量在10000頭以上的規模化養殖企業。2018年我國共出欄生豬69382萬頭，其中九大上市豬企（溫氏、牧原、正邦、雛鷹、天邦、天康、羅牛山、龍大肉食、金新農）共出欄4476.3萬頭，占據6.45%的市場份額。（2017年，這九大企業共出欄3442.46萬頭生豬，占據4.9%的市場份額。 ） 

數據來源：WIND

2012 年，美國牛存欄1~9、10~49、50~99、100~499、500~999、1000頭以上養殖戶的存欄量占比分別為1.31%、10.29%、9.07%、29.23%、13.20%、36.90%，即100頭以上的規模化養殖占比79%。[注4]

綜上可見，豬周期和牛周期存在已久，近年來不僅沒有減弱，而且因為動物疫病、極端天氣情況、國際貿易條件變化，供給波動情況加大，另外，中國受政府養殖政策的影響更為顯著。市場價格信號雖然能起到自發調節作用，供給減少、價格提高，會吸引更多供給者進入，從而增進供給、平抑價格，但因為畜產品生產周期較長有滯后性，容易造成價格大起大落。這種情況，更需要國家有前瞻性的引導安排。在政策引導方面，雖然加強環保治理和提高養殖規模化程度都是正確的方向，但要做好政策統籌，避免一個時期養殖政策過緊、一個時期又放松鼓勵養殖的政策變化導致加大價格波動和資源浪費。希望《完善政府豬肉儲備調節機制做好豬肉市場保供穩價工作預案》能充分發揮作用，通過量價信息發布引導市場主體自主調節生產經營決策，也通過政府豬肉儲備調節豬肉價格，避免“豬周期”過于明顯，產量價格大起大落。這正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體現。

注：

[1] Tim Petry, The Cattle Cycle Revisited，Apr 28, 2021

https://beef2live.com/story-cattle-cycle-revisited-0-133992

[2] Wyatt Bechtel,Cattle Cycle Ups and Downs Result in Slowdown for Expansion in 2019,Feb 20, 2019

https://www.drovers.com/article/cattle-cycle-ups-and-downs-result-slowdown-expansion-2019

[3] 2017年中國生豬養殖行業生豬出欄量及主要省份豬場拆遷情況。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803/617799.html

[4] 韓 振，楊 春，“美國肉牛產業發展及對我國的啟示”，《中國畜牧雜志》201906。

本文在2019年9月4日本公眾號文章《中國的“豬周期”和美國的“牛周期”有何異同?》基礎上更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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