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誕生第一天起,它就遭到了很多人的非議:淮安、揚州都是江蘇省內的城市,為什么不直接以“蘇菜“來命名。但每次“蘇菜“這個名詞見諸于書面后,它卻遭到了更多的非議:“這都能代表蘇菜?正經的蘇菜應該是這樣的?”
同樣的區域性口味,來自同樣的歷史沿革、同樣的語言體系、同樣的物產資源所構建的地方性認同。這種飲食大環境的趨同,在四川盆地、珠江三角洲和齊魯文化圈,有鮮明的特征。而這種特征,最終造就了性格鮮明的川菜、粵菜和魯菜。但吊詭的是,行政意義上的江蘇,至少在十四世紀中葉以前,卻從來不是一個地理上的整體。長江與淮河貫穿而過,把它分成三大部分,吳文化為主體的江南、江淮文化為主體的江淮平原、中原文化為主體的徐淮地區。三塊地區,一直隸屬于不同的行政單位。大一統王朝如秦漢、隋唐乃至北宋蒙元,江蘇南北分屬于不同州、道、省、路;而戰爭時代的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南宋,江蘇則是不同勢力爭奪的戰場。長期的分離,造就了完全不同的語言、生活習慣和價值觀。具體到吃,比如對待羊肉的態度。作為四通八達的交通樞紐和軍事要沖,長期的文化交流、戰爭拉鋸和婚姻融合,讓蘇北的百姓耳濡目染了北方民族愛吃羊肉、且不分氣候節令的風俗。所以在這里,羊肉是四季都能吃的,當地人尤以夏季三伏天吃羊肉最為滋補。“伏羊節”甚至成為今天許多蘇北城市的重要節令慶典活動。而在江南,羊肉常常被視作大補之物,只適合在冬天食用,有御寒的功效。夏天吃了會“熱死”。在農耕文明體系中,土地是與貨幣等值的可流通不動產。一塊可以生產各類作物的土地,如果種的是牛羊吃的牧草,某種程度來講,是種天大的浪費,且羊還不能像牛一樣作為耕地的牲畜;而雜食性的豬卻不同,廢棄泔水、果蔬根皮,什么都吃,這就做到了不與民爭地。這種情況,在耕地稀缺的南方丘陵地區尤甚。久而久之,物依稀為貴的羊肉就被貼上了各種不能隨便亂吃的標簽,而唾手可得的豬肉則不需要講究那么多。不難想象,一個習慣在數九寒冬捧著藏書羊肉喝湯御寒的蘇州人,夏天跑到徐州,發現蘇北老鄉們光著膀子,汗流浹背喝羊湯時,流露出的驚訝、嫌惡與不可理喻了。

?
元朝至正十六年(1356年),對江蘇來說,是一個決定后六百多年命運的年份。來自安徽鳳陽的朱重八帶領軍隊,僅用了十天時間,就攻破了集慶路。并把這里改名為應天府,取“上應天意”的意思。十年后,已經改名朱元璋的朱重八在這里稱帝,國號“大明”,應天府變成了明朝的南京。也許是為了打造一個強大的基本盤,朱元璋把今天安徽、江蘇和上海的主要土地,歸到了同一個省。后來,它被稱為“南直隸”。某種程度上說,可能還包含了朱元璋本人想讓蘇南發達地區出力,更好地建設家鄉安徽鳳陽的小心思。事實上,自三國東吳開始,歷經上千的南方大開發,已經把原本“山越蠻夷”的江南丘陵,變成了人人向往的江南佳麗之地。到根據司馬光的《涑水紀聞》記載,由長江三角洲、寧紹平原地區和浙南丘陵組成的“兩浙路”,已經占據北宋王朝政府賦稅的半壁江山。而元明清三代,江南更是成為眾所周知的“帝國奶牛”,江浙財閥們創造的物資和金錢,源源不斷地通過大運河送往北方,支撐國家的行政運轉和邊防開支。巨大的財富紅利,構建了江南百姓無可比擬的區域文化自信。從吳語為核心的區域方言,到詩詞、戲曲、雕繡等代表的區域藝術,再到無數精工細作的江南糕餅、清淡鮮甜的長魚美蟹、玲瓏雅致的江南面點,無不表達了這種自信。這是上海,江蘇的蘇州、無錫、常州,與浙江的杭州、嘉興、湖州、紹興、寧波,看起來更像一個省的本質原因。
?
雖然因黃河改道、淮河泛濫的原因,大量土地沙化、荒漠化,導致原本文化昌明的中原社會結構性崩塌,但大運河漕運的成熟,卻以另一種方式喚醒了蘇北的味道。明中葉開始,貧瘠的土地已經無法承載過度增長的人口,大量山東人因之北上討生活。門檻低、社會需求量大的廚師,成了中底層百姓的首選。在外討生活的壓力,又反向影響了山東廚師們精益求精的態度。梁實秋說:“北京城數一數二的餐館,大都由山東廚子當家。”可見最晚到清末民國,魯菜廚師已經成為北方菜系最高水平的代表。人們常常忽略的一點是,淮河以北的徐州、宿遷等地,天然與齊魯大地連成一片。魯菜蓬勃發展的時代,也是徐淮地區高超烹飪水平成型的時代。與此同時,明清發達的漕運,成了長江到淮河一線地區的社會支柱產業,富庶的鹽商階級應運而生。介于江蘇南北之間的他們,在面對美食,有著非常擰巴的心態:一方面傾慕江南地區文雅淡薄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又追求食不厭精的貴族化生活方式。講究刀工、粗菜細做、于平凡中見功夫的江淮菜由此誕生。
?
從本質上來說,文化差異、歷史機緣下誕生的江淮菜肴,并不能稱為“菜系”,它存活在少數鹽商的家廚手中、存活于固定階層專饗的高檔餐館。這與有著廣泛民間基礎與文化源流的粵菜、川菜完全不同。此外,即便在江淮地區,城市與城市之間也存在著巨大差異。北面的淮安菜更接近山東魯菜大開大合的章法,而南邊的揚州菜則更類似江南菜精雕細琢的風尚。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之后,是宴請中外賓朋的開國第一宴。共和國成立伊始,百廢待興。開國第一宴的設計,怎樣才能既清淡人人都能接受,又表現中華料理的博大精深,還秉承共和國勤儉不鋪張的新氣象?很巧合的是,開國第一宴的總設計師,正是那位出生于富庶人家,12歲前一直定居在淮安的江淮子弟:周恩來。十幾年后,時任商務部長姚依林在向外賓介紹中國菜時,首次出現了“菜系”這個名字。姚的原話是:“中國有魯菜、粵菜、川菜、淮揚菜這四大菜系。”這番外交場合的措辭顯然經過了精心打磨,用“菜系”替換了解放前廚界習慣使用的,帶有下里巴人和黑社會意味的“幫口”,顯得更正規莊重。
△民國時期的一份上海美食指南,采用「各幫」的提法。
而把“淮揚”小心翼翼地放在魯、粵、川之后,既肯定了淮揚菜在“開國第一宴”中的重要地位,又說明了江蘇內部飲食風格的不統一,無法與魯、粵、川相提并論的事實。一種原本存在于狹小地域、固定階層的飲食,就此登上了中國大菜系的寶座。
?
1760,乾隆帝委派的安徽布政史和江蘇巡撫分別到崗,標志著明朝最強大的南直隸省終于被肢解完成。前朝的“帝國奶牛”,終于能為我所用。喜出望外的乾隆帝賦詩一首:文采欠佳,不過人家母語本來就不是漢語,不能做太高要求。有意思的是,乾隆帝一方面歌頌“漕運利”,一方面似乎又感受到了粗暴地行政劃區有問題:“遑復論其他”,有問題再說吧。“內斗”的江蘇就此埋下伏筆,而更精彩的淮揚菜,卻又因之而生。原創文章,作者:食味藝文志,如若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www.kmwhg.com/2701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