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間由香港知名餐飲品牌——香港景樂集團(King Parrot Group)與國內知名酒店品牌——山東舜和酒店集團合作的德國餐廳 King ludwig,正在濟南悄悄試營業。沒做任何“聲張”,全憑原汁原味的德國品質菜品和氛圍濃厚的德國裝修,餐廳內測試運營期間就已經需要提前訂座。 香港景樂集團在香港有40多個品牌,主打國際美食餐飲,如西班牙餐廳、土耳其餐廳、日本餐廳、法國餐廳、韓國餐廳等等,其中德國餐廳King ludwig在香港有5間分店,家家生意排隊,是香港人最鐘愛的德餐品牌,更是創造了香港單位面積產值最高的營業紀錄。 與舜和酒店集團合作的德國餐廳,是景樂集團在內地開設的第一間分店,也是舜和集團國際化運營的第一步。試營業期間,景樂集團BOSS周驪莉女士,親自帶團隊來濟南籌建。期間,《餐飲時報》總編小時全程跟蹤采訪,對比內地餐飲人,親身感受了香港人不同的工作狀態和工作境界。
文/《餐飲時報》總編小時 香港景樂集團BOSS周驪莉女士、山東舜和酒店集團董事長任興本、《餐飲時報》總編小時(本文作者)在濟南舜和德國餐廳 King ludwig 在香港,等著上級分配工作的員工,不是好員工 舜和德國餐廳試營業期間,《餐飲時報》總編小時感受最深的是,盡管是香港老板帶隊來工作,但是很少看到老板“指揮”團隊或者給團隊安排工作,每個人都各司其責、有條不紊地做“屬于自己的事”。 景樂集團老板周驪莉說,在香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崗位,都知道哪些工作是自己份內的,不需要我們安排,也不需要不斷叮囑,他們都懂。在香港,等著上級分配工作的員工,不是好員工;清楚自己的職責,做好份內事,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在來內地餐廳工作的香港餐飲同行身上,我們深刻感受了這一點:他們都在自己找事做,而不是等著被安排。 香港景樂集團Bobo經理在濟南舜和德國餐廳現場表演做火焰串燒 老板店長也一線服務,人人都是服務員 這次來舜和德國餐廳參與開業的香港團隊中,有一位優秀的女經理叫Bobo,她有一個拿手絕活:30秒鐘切掉一個烤豬手,動作完美流暢,經常引來顧客一陣陣掌聲。 在香港,經理就是內地餐廳的“店長”,《餐飲時報》小時問她:店長也親自給客人切豬手嗎?她說:是呀是呀,我每天都會給客人切,店長也一樣要服務客人的,沒什么不同。 周驪莉說,在香港,餐廳因為人員配置少,因此管理層級少,效率非常高。如果不靠工裝區分,很難發現誰是經理、店長,誰是領班、服務員。因為個人各就各位,根本不用吩咐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每個人都是服務員,都圍著客人轉。 能想象這位動作麻利、很熟練的給顧客現場切烤豬手的,是年營業額上億美金的老板嗎?這位就是香港景樂餐飲集團的Boss、香港十大精英女性人物——周驪莉女士。她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每個人都是服務員,都圍著客人轉。 德國餐廳試營業期間,周驪莉穿著德國民族服裝,親自服務在一線 香港餐廳人員配置是內地餐廳的1/2或2/3 景樂集團在香港的一間德國餐廳,店內員工人數是10人,月營業額是600多萬港幣(折合人民幣500萬左右),這樣的營業額和人員配比數,在內地難以想象。 香港餐廳服務員的配置,通常只有內地同等餐位餐廳的一半或三分之二。盡管員工經常“捉襟見肘”,但服務不打折。周驪莉說,在香港,員工一上班就停不下來,一天工作12小時,基本上沒有空閑的時間。在內地6個人干的工作,他們3至4個人就能搞掂。 因此,舜和德國餐廳在人員配置上也和國內一般餐廳不同,人少而精干,香港的人員配置結構。 尊崇技術、主動學習,碰到師傅問不停 “香港廚師的學習主動性,我覺得要比內地的強,比如師傅教了下面的廚師一道新菜,這個廚師一定會想辦法做到跟師傅的水平不相上下,他們的方法就是:反復做很多遍,只要見到師傅在,他就會做一遍拿過去問師傅“我現在做得還哪里味道不夠?哪里還需要改?” 周驪莉說,香港人很尊崇技術,如果技術好,會得到更多尊重,因此廚房師傅都拼命學好技術。 香港景樂的德餐大廚Peter,將每道菜的配方和制作關鍵點手寫在一張紙上,認真耐心地給舜和德國餐廳大廚一一講解。 周驪莉說:Peter一工作就停不下來,而且容不得自己的菜品做不好。 產品不好寧可不賣,品質是最好的招牌 在舜和德國餐廳,周驪莉要求:意大利火腿,客人點后必須現切,因為現切才是最好的口感;水果拼盤必須現做,那樣吃起來才更甜;蔬菜沙拉必須現拌,那樣才更新鮮。 她說:這些在香港都是常規要求,我們在香港做了23年飲食,靠的就是顧客永遠相信我們提供的是最好的。所以,如果今天我們的某一道菜品質不夠好,我會告訴客人:今天這道菜沒有了。寧可不賣,也不能讓客人吃到不夠好的。因為不讓他吃,他下次會來;但吃了失望,下次就再也不來了。 舜和德國餐廳招牌主打——德國烤豬手及其純德國菜品 極具德國氛圍的舜和德國餐廳 錯時上下班,一天6個上班時間點 下午2點到4點,是餐飲的空檔期,在內地,這時的廚房、前廳全部下班休息。周驪莉說,在香港不是這樣的,香港實行錯時上班,比如景樂集團旗下的所有餐飲都是實行ABCDEF6個時間點錯時上下班,從早上八點一直到晚上12點都保證有人在崗。 小時問:景樂集團也是純餐飲企業,上午和下午時間段也未必有客人用餐,為什么要安排人在崗呢? 周驪莉說:“上午8點—10點、下午2點—4點在崗的人,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備餐,我們香港不允許提前備太多料,今天中午客人吃到的菜品,必須是上午準備的,晚上銷售的,是下午準備的,所以永遠是最新鮮、最好吃的狀態。 香港景樂集團與舜和集團合作,在內地開設的第一間德國餐廳 保證食材新鮮,廚房不允許放大冰箱 周驪莉給《餐飲時報》小時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她公司請了一位來自歐洲的大廚,這位大廚對工作非常嚴謹,他到公司上班后第一件事是——把廚房里一個大冰箱給鎖住了,不讓廚房用。 這位大廚的解釋是:有了冰箱可以存放更多東西,就會讓人變懶,存放的東西越來越多,提前備料越多,就會導致菜品不新鮮。 因此,現在景樂集團的所有餐廳有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冰箱很少,確保原料每天都是新鮮的。這一要求,在濟南舜和德國餐廳也如出一轍,要求當日料當日用,不提前備料、不存貨。 周驪莉和舜和德國餐廳廚師一起制定菜品標準 原料配比精確到克,必須找到最佳口感 這次來舜和德國餐廳籌建的調酒師,是景樂集團老板周驪莉的兒子——Herber+,他是香港有名的花樣調劑師。《餐飲時報》小時親眼看到,他盡管是國際一線調酒大師,但到了濟南舜和德國餐廳,他教授調酒時一種產品還是試驗多次才能定味。 他說:溫度不同、機器設備不同,都有可能影響酒的味道,必須多次試制才能找到最好的那個口感和味道。他對每種原料的配比精確到克,他說,盡管多一克少一克,一般客人喝不出差別,但是我們一定要找到那個最好的味道,這就是做飲食的職責。 Herber+在舜和德國餐廳教授調酒 注重一線聲音,開會不站列、圍成圈 通常,我們開班前會都是員工站成幾列,店長或經理一人在前面講話。但香港同行開會是這樣:到開會時間,他們拍手喊一聲:大家來開會啦!然后所有人自然圍成一圈,各抒己見,經理講完,再讓每個人自由發言。 周驪莉說,這樣的交流方式,可以讓員工輕松一點、自然一點,不會感覺有壓力,能把想法說出來。所有人站成列,一個人在前面講,像是領導在指揮,員工就會不敢發言,香港的管理者都愿意聽到來自一線的聲音,因此開會都不會這樣。 這就是香港人開班前會的場景,正在講話的是香港景樂集團的BOBO經理。 拉近顧客距離,讓顧客稱呼服務員名字 “服務員,來倒水!”這是內地餐廳經常聽到的聲音。 而在舜和德國餐廳,周驪莉是這樣培訓服務員:給客人打招呼時,一定先自我介紹“嗨,你好,我叫Anan,您叫我Anan就行……”周驪莉說,當客人喊著服務員的名字時,一是無形中就感覺更親切,再就是讓服務員也倍感尊重。 周驪莉給服務員說:一定要大膽和客人講話,和他們交流,介紹自己的名字……
本篇文章是《餐飲時報》小時5年前在香港采訪時寫—— 在香港采訪時,記者遇到了一位內地老鄉:他名叫王忠勤,原在山東煙臺華僑賓館工作,一年前被派到香港,現在位于香港九龍灣Magebox大商場的魯一居酒家后廚工作。 見到內地老鄉,王師傅非常熱情,繼而感嘆內地與香港員工的不同,他操著山東話說:“香港人和內地員工在工作態度方面有很大不同,他們的敬業、專業、職業,值得我們內地同行好好學習。” 香港與內地員工有哪些不同?根據親身在香港工作一年的真實感受,王師傅總結了8大不同: 本文作者《餐飲時報》總編小時與香港景樂集團周驪莉女士 香港員工從不抱怨工資多少 工作中,經常聽到有人抱怨工資,總感覺自己的付出與收入不成比例:自己給酒店創造那么多利潤,但老板給自己的卻那么少,甚至認為酒店之所以生意好,全憑自己的功勞。于是,心里很不平衡,要么要求加薪,要么要求升職。一旦酒店滿足不了自己的期望值,就工作懈怠,抱怨連連。 王師傅說,在香港,從來都聽不到身邊的同事抱怨工資多少,這是他們的職業素養之一。員工第一天入職時,酒店就講好薪水及職位,員工按部就班地上班。工作努力、有成績,上級就會給你加薪,不用擔心自己的付出別人看不見。香港的管理層對待下屬都相對客觀、公正、不徇私情,員工對待薪水的心態也相對平和。 “是不是香港餐飲業員工薪水很高,員工很滿足,所以不抱怨?”記者問。王師傅說:“香港餐飲員工的工資也不高,比起其他行業來說,跟國內一樣,屬于低薪工作。比如我們酒店一般服務員工資每月在9000港幣,傳菜員8000港幣,但他們的消費很高,每月上班坐地鐵、公交車就要1000港幣,租房子每月要用三四千港幣,吃頓早餐要三四十港幣,這樣算下來和國內的薪水水平是大體一致的。” 工作不用監督,懲罰更是鮮見 采訪中,記者提出要看看王師傅所在店的獎懲制度,因為內地很多餐企都有成冊的獎勵、懲罰制度,遇到什么情況如何獎勵,做錯什么事情如何懲罰,甚至具體到一包餐巾紙、一個筷子套,都有很詳細的規定。 王師傅對記者的要求很驚訝,說:“這里哪有什么獎懲制度,這里的員工不用監督,更不用說懲罰了!”在香港的大小餐廳里,管理人員很少,基本都是一線忙碌的員工,沒有一家餐廳的管理人員要時刻盯著工作現場,觀察每個員工在干什么,表現如何,工作一切全憑自覺。 香港員工的擇業觀是,要么選擇這份工作,好好干,并努力證明自己能干好;要么辭職走人。王師傅說,香港人的職業感特別強,不論職位高低,也不論“高等工作還是低等工作”,既然選擇了,就兢兢業業,并時刻想著對得起自己的那份工錢。如果用獎罰督促自己的工作,他們會覺得是對自己的不尊重。 不用天天開會叮囑,不用做思想工作 香港的餐廳很少開會,更少開員工集體大會,也沒有班后總結會。那么,不開會,管理層如何安排工作呢? 王師傅說,比如今天餐廳有個大宴會,廚師長會在廚房內交代一下,講一下宴會標準或特別注意的地方;店長會給服務員說一下服務要求。通常時間不超過5分鐘,也不需要員工拿本子記錄,這時員工就稍微停下手中的活,聽一下就行了。因為平時的工作都熟記在心,只要沒什么特殊要求,每個人都清楚自己的職責,用不著反復叮囑。 在香港,領導也不用給員工做思想工作。一項工作交代下去,領導就可以放心了,只有能力差辦不好的情況,不會有故意偷懶的現象。他們把工作當成自己能力的證明,即使再簡單的工作也會一絲不茍,因為如果連簡單的工作都做不好,誰還會請你去做復雜的工作? 不搞親疏關系,不請客送禮 在內地,服務員和經理拉關系,廚師給廚師長請客送禮,甚至過年過節都要“有所表示”,是司空見慣的現象。 但在香港,這種情況幾乎沒有。“大佬和廚房的兄弟也經常聚餐,除非大佬要請客,平時都是AA制;其他員工也是如此,吃飯、旅游都是AA制。”王師傅說,如果一個人專注于搞關系,別人會看不起他。 另外,不論是大佬還是店長,他們也“不吃那一套”,因為他們都要為自己的工作和業績負責:他們必須用最小的成本為老板創造最大的利潤,如果他們完不成任務或者業績不好,同樣也面臨炒魷魚;如果他為哪個員工開小灶,其實是對自己的不負責。 工作時間從不閑著,做完自己的再做別人的 在香港,分工十分明確,每個員工都有明確的工作職責,所以每個人都知道“什么時候該做什么事”。香港人工作十分講究效率,不拖拉,今天的事情今天做完,兩個小時做完的事情絕不拖到兩個半小時。 “自己的工作做完是不是就可以休息了?”記者問。王師傅說:“自己的事干完,就幫著別人做,只要是上班時間,沒有人是閑著的,更沒有人是坐著的。我們的餐廳一天營業12個小時,這12個小時員工全部是在走動、在干活。沒有午休,一天沒有休息時間,上午有上午茶,下午有下午茶,工作12小時一點沒水分。幫別人干活也沒有人覺得委屈,因為他們只想著‘做好’,只有做好,才有前途,才有機會。” 不設領班主管,不用反復教導 在內地,一線服務員上級是領班,領班上級是主管,主管上面是經理,一級有一級的權力,層級分明,工作時也是反復教導。 但在香港,基本模式就是:前廳就是服務員和店長,后廚就是廚房大佬和一般廚師,層級非常簡單。香港員工不需要反復叮囑他怎么做,一件事情交代一次就OK了,但一旦出了錯誤,絕不允許再出現第二次。 香港員工很自覺,幾乎沒有遲到早退的現象,也不用天天考勤。王師傅說:“香港員工很少有穿皮鞋的,都是穿平底鞋,就為了走路快一點。”如遇請假,但沒有被準假,也不會有人鬧情緒,他們會跟沒事似的把工作干完下班再走。 店長廚師長什么活都干,與普通員工無異 在內地的餐廳廚房,一旦熬到廚師長的職位,就不再下廚炒菜了;店長相當于店總經理,更不會去拖地端盤子了。 但在香港,廚房大佬必須要炒菜,除了他對整個廚房的業績要負責,對人員要統籌管理,其他廚房內的活他都要干,和普通員工無異。 王師傅說,他所在餐廳的店長是一位職業經理人,在員工眼中,他的敬業程度和負責精神與老板沒兩樣,他把老板的事當自己的事,把餐廳當自己的餐廳。盡管真正的老板一個月就來餐廳一次,每次只是看看賬單和營業額,但這位店長“有老板在和沒老板在的時候,都是一樣工作認真負責”。在香港,為老板的事業負責,就是為自己的職業負責,這種觀念已經深入酒店職業經理人內心,即使最后辭職離開,也要值完最后一天班,干完最后的工作,才與大家道別。香港人的職業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5個人的活絕不6人做 香港員工做事專心,工作時話語很少,但絕不盲目蠻干,他們非常講究工作效率,以最少的時間做最多的工作,以最少的人力做出最大的成績。在香港,一人多職的現象很常見,但一職多人絕對沒有,5個人的活絕不6人做。因為香港人力成本很高,一般餐廳都存在10%左右的人員缺口,但一點不影響餐廳正常的經營和運轉。 王師傅說,在內地,很多餐廳都有備用人才,比起香港來,內地的“員工荒”根本不叫“荒”,同樣大小的餐廳,內地員工的配置數量比香港至少要多四分之一。香港餐廳最貴的就是“人”,管理中不可能有一個職位閑置,更不可能有一個多余的人。一旦忙起來,員工之間都要互相配合,一項工作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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